“土壕”从来不是苏州
“抗疫”中的苏州被自媒体猛夸“土壕风”——援苏医疗队入住五星级酒店、赠送草莓水果、有伴手礼。这样的文章，作为身在疫情中的苏州人看了五味杂陈。
医疗队很辛苦，吃好喝好也是应该的，但吹风有点过头，毕竟抗疫是无奈的事情，城市的生活已经被打乱：学校不能开学，很多高三家长心急如焚；孩子只能上网课，半个月下来近视又会加深，孩子不去学校家长还得一边上班一边盯学业；同学的舅舅本来要做支架手术，因为疫情被耽搁了；一个开火锅店的朋友生意骤降，但租金还得付工资还要发，别的餐饮还能转做外卖，火锅做外卖也难；再加上这几日全球股市暴跌，一下子大家的收入又减少了……
当媒体都把“抗疫”当成了宣传画风，普通人的生活只能低低叹息。有文章报道流调中的炸酱面店，写得似乎很浪漫。一对感染者情侣，曾经连续四天骑电瓶车到店里吃面。媒体对这家面馆一顿称赞，不少留言说要去打卡。可人家为什么经常去吃呢？因为便宜啊！这家店人均消费十余元，菜品单一，经营炸酱面、汤面和盖浇饭。
这对感染者情侣，都是来苏务工人员，女方在园区企业上班，男方没有工作。他们是春节后来苏州打工的，来的时候坐的还是绿皮车，价格是高铁的三分之一。
和上次被媒体赞颂的外地游客的“宋元之旅”相比，苏州人的流调却毫不文艺。没有园林古建的文化之旅，没有频繁的休闲娱乐活动。杭州流调中的酒吧、长沙的足浴、哈尔滨的剧本杀，几乎都不曾见，他们只是吃吃炸酱面，买买肯德基早餐，苏州普通人的生活质朴平淡。或者说，消费不足。
我看见一位苏州本地网友留言说，她工作生活在相城区一年到头去新区不会超过三次，因为新区物价高，一个月到手五六千块，在新区吃个饭五百块就没了，更不敢在商场买东西。
城市发展不均衡的撕裂，让房价、物价也有深深的断层，苏州人跨区间的流动消费不太多。各区间的薪资、物价差距也有点大。曾有自媒体说，苏州是一座没有中心的城市。这是因为作为苏州根脉的古城姑苏区其发展远不及别的区域，苏州GDP近几年全国排名前五前六，全省第一，姑苏区的GDP垫底。整个姑苏区的工资收入也偏低，同样一些“体制内”的工作，比如老师、事业单位，姑苏区的薪资要比别的区低一些。姑苏区也没有大型知名的企业，一个月工资五六千的大把都是。如果再对比各种街道的现金贴补，姑苏区就差更多了。我同学的婆婆所在吴中区某街道，做了一场手术后街道光慰问补贴就近上万；但她生活在姑苏区的妈妈，同样也开了手术，却没什么贴补。街道社区囊中羞涩，大家也只好彼此理解。
最没钱的姑苏区才是真正的苏州所在，是苏州的灵魂底蕴所在，也是很多本地人最不愿意离开的地方。“苏大强”的光环，让苏州人很骄傲，但也不能当饭吃。当人们看到一个个漂亮数据的时候，却不知身处其中也有不少人钱包羞涩。这似乎应了老苏州调侃的“苏空头”——外头光鲜，内在空空。
文化让人向“善”
好在苏州的疫情已经基本被控制，城市也将早日正常运转。这样的成果一方面来自于政府高效的管理，但另一方面更来自苏州市民的文明自觉。这份普通人的文明善意，才是最让人温暖的。
我来说说我身边的事情。“抗疫”的第一天，群里的物业和社区人员已经在安排各种事宜，一位工作人员淡淡说了一句“我们整晚都在”。大家有点“破防”了。有人给工作者发去红包，但也没有被接收。
我楼上的邻居是一位癌症患者，他的太太是渐冻症患者。他在小区地下室有个摊位，平日做些社区生鲜的小生意。他五十多岁，人很瘦，待人和气，东西新鲜品质好，大家都很照顾，生意也不错。社区组织邻里节，他给孩子们免费送牛奶。疫情期间，他在群里及时分享疫情信息，依旧每日出门采购。他的团购群里有一位是数学老师，疫情期间组织裂变出一个学习群，组织孩子学习、家长交流。
还有一位00后大学生的邻居，他们一家都是“抗疫”战士。爸爸是一线医护人员，妈妈负责“抗疫”组织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人员的用餐。这位大学生充当了社区志愿者。他吃饭吃的很少，有时几乎不吃，原来是怕弄脏防护服，他说一套防护服要一百五十多块呢。
因为疫情，孩子们都不能上学，在小区里奔跑瞎玩。我四岁的儿子已经知道外面的世界充满“病毒”。他觉得在小区里挺好，每天都很开心。他不知道的是，正因有这么多人的付出，才让家园有了保护的壁垒。
不仅是强大的行政管理水平，更是这些普通人点点滴滴的善意，让我对这座城市满怀尊敬，充满情感。比起外面人羡慕的“苏大强”，我心里的“苏大强”正是身边的人。让人敬佩的，不只是管理，更加是自治。
这种善，不只是发自于人类天性的良善。而是两千五百年古城深厚浓郁的文化力量，是文化让人向善。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个吴门画家——仇英所绘的“募驴图卷”的背后故事。
明朝苏州有个藏书家朱存理精通鉴赏收藏，生活贫寒，穷到买不起代步用的驴。于是“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徐祯卿在他们的苏州秀才文人的“朋友圈”里发起众筹，以一篇《为朱君募买驴疏》号召大家献爱心。徐祯卿还在文后详细列明各人所捐钱款的数额：钱同爱赠银六钱、朱育良赠银五钱、祝允明增钱五星……生活困窘的唐寅已书相抵合银一两五钱……
当时画家仇英就为此事画了一幅《募驴图卷》，现藏于弗利尔美术馆，白描的线条轻快灵动，和徐祯卿轻快幽默的叙事口气如出一辙。这是当年苏州的文人凑趣好玩做的一桩善举，他们古道热肠，急人所难。虽然自己也不富裕，但总是会去帮助更难的人。
善，并不是天性。网上种种突破人类底线的新闻，已经让我怀疑“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我更愿意相信人有“原罪”，但为什么人还会善良？因为善是一种文化，是一项修炼，是对自我的约束克制。恶是放任、善是克己。善，才是我们后天要去努力学习的东西。
苏州的这份“善意”是被两千五百年的文化灌溉滋养起来的。也因如此，虽然“同龄”的古城有好几个，但苏州鱼米之乡的自然环境、重视人文教化的社会环境，让它和其他古都古城相比，更有魅力和生机。苏州“善”的文化力，是来自于两颗“心”：一颗是对待历史的敬畏心，另一颗是亲和生活的平常心。
对历史的“敬畏心”
苏州古城，对历史充满敬畏。苏州城的繁荣可以从吴国说起，吴越春秋的“阖闾城”就是当时一座宏大之城；而到隋唐，小桥流水的城市景观在古城千年延续；宋明清更是南方经济文化中心，直到近代民国其中心地位才逐渐被上海取代。
因为历史厚重，所以更要呵护。苏州古城限高，规定建筑高度不能超过北寺塔的三分之一，24米限高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限高制约了城市的发展，但低密的城市让人节奏放慢，生活从容。我老家在姑苏区桃花坞，本是唐寅故居所在，他院落中的“双荷花池”依旧还在。桃花坞里虽然现已无桃花，但诸多古建故居比邻依依。
姑苏区古城内现存的名人故居主要建于明清及民国初期，有70余处，涉及名人余人，其中状元故居有10处。现在古建老宅也在逐渐被活用，但商业化的程度并不高。对比西湖边有诸多故居被活用成餐厅、咖啡馆，游人如织，我曾经也不理解，当时觉得杭州的消费似乎更时尚更有活力，可是后来我懂了，西湖边的名人故居多是民国建筑、砖石结构，商用对建筑的损害不大，但苏州的故居多是明清建筑，是传统的木结构，过多的商业行为将对古建老宅产生破坏。
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是对文化的保护和对历史的尊重。
因为懂历史，所以心存敬畏。“敬畏”是苏州城市性格里的一种底色。“敬畏”带来了一种谦卑平和的生活态度，在苏州逢年过节都有祭祖的传统，吃时令的食物，顺应季节的安排。人们性格里，也不曾把自己放得过大，不急于表达观点，对于不熟悉不了解的人事，少作判断评价。这和互联网的风气截然不同，有时看着海啸一样的网络评论，真感觉这些键盘侠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内心毫无敬畏。
“敬畏”也带来了一种“典雅”的城市美学。如果说杭州的城市美学是“华美”，那么苏州的城市美学则是“典雅”。“典雅”是一个先秦以来就有的文化概念，它意味着对历史、过往的捍卫。典者，是在时间延续中凝固的典范；雅者，是“正”，是“合乎规范”。
这种敬畏在某些方面会显得保守刻板，这是苏州人比较信奉的“高贵的消极”（noblepassivity）自己很少主动出去谈业务做生意，要等着别人上门。所以苏州人的生意做大的少。深耕多年小而美的家庭作坊，至今也很多见。
亲和生活的“平常心”
苏州最有魅力的地方是有一颗亲和生活的平常心。
《一条》上有一个80后北漂作家邓安庆到苏州买房的故事。他在北京工作生活十年，曾住在8平米的杂物间里，房租元。年近四十，来到苏州定居。按照苏州人才引进政策，他从申请到落户只花了一个月。邓安庆在苏州的房子，买在了火车站附近，交通方便，配套丰富。他就职于一家上海文化公司，一周去上海三天，高铁通勤。到上海后就随机选一家民宿住上两晚。其余时间则呆在苏州，他兴致勃勃地布置新家——客厅要铺上地毯、书房的落地灯要带小桌子、组装一组小书柜放自己的藏书。周末则去皮市街上买花，和朋友聚会。他就像在大海中漂流了很多年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宝岛。比起安身更重要的是，他到苏州后，心也放在了此地。
如何“安顿”自己的内心？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命阶段，安顿的体验也不一样。有一些人乡村回不去，大城市不想去，选择一些慢节奏低房价的二三线城市开启新人生。还有一些人像我这样，20来岁时不喜欢家乡苏州，觉得不国际不洋气，要去上海去省会，总想“见世面”。但周转多年后，发现所谓世面也是浮光掠影，是“一片白云横谷口”，乡音乡情才是安顿的地方，让心停留。
禅宗里有一句话叫“平常心是道”。饥来食、困则眠、热取凉、寒向火，自自然然无造作。这不是很简单吗？禅宗说一点也不简单，因为很多人吃饭没有好好吃饭，百种思索，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所谓平常，却不易得。日常生活就是修行，这句话放在苏州最为合适。在苏州人们现实温和、不激进、懂常识、爱生活。苏州的宗教文化也氛围浓郁，佛道都很兴盛，每年香火旺盛。两座最有名的寺庙，寒山寺求的是平安，西园寺求的是姻缘。在苏州，人们对家庭日常有着细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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