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都由具体而微的事件构成，一个国家，也是从一个个“我”辐辏而成。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推进。回首过往四十年，我们的国家与国民，可谓相互成就，彼此照应。国民日拱一卒，国家十年便是豹变；国家繁荣昌盛，国民则愈发丰裕与充实。
岁月年轮向前，每个国民都是中国进步的在场者，亦是见证者，融国家进步于国民琐碎寻常，便可窥见中国的历史进路。
从今天起，我们推出“我爱你中国”系列报道，从寻常百姓家打捞历史，在个体悲欣中窥见社会。而这所有的变与不变，都将激荡成一首“我爱你中国”的赞歌，推着吾国吾民阔步前行。
李瑞生年出生，年起成为赵府街副食店职工。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凭票购物，到如今的自负盈亏，他见证了一家国营副食店的风雨历程，也给街坊邻居留住了喜欢的味道。如今，他的商店被媒体称为“京城最后一家国营副食店”，引来人们慕名参观。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过了钟鼓楼，从钟楼湾胡同拐进豆腐池胡同，再向北穿过赵府街，店铺坐落在十字路口的位置。生锈的铁招牌上挂着红字：赵府街副食店。
站在门口打量上两三分钟，便有手里拎着二锅头的中年男人凑过来提醒：“快拍下来，现在哪儿还有这样的商店啊。”
59岁的李瑞生正在店里忙活，五六点钟是小店的“晚高峰”，街坊邻居端着碗带着盆钻进店里，一块五的咸菜，四块钱的黄酱，舀好、装袋、递到顾客手上，一气呵成。
从年开始营业，小店如今已经62岁，比李瑞生年纪还大。他在年调到这个店，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凭票购物至今，一干就是30多年。曾经一起工作的职工陆续离开，自称“一根筋”的李瑞生留了下来，他说：“街坊邻居吃了几十年我店里的东西，没吃够，我就继续卖他们想吃的东西。”
在赵府街副食店的墙壁上，贴着老北京炸酱面的做法，外地人进店买黄酱，会在李瑞生的提醒下过去看看；墙角的牌匾是毛笔字写的“货真价实”和“黄金万两”，李瑞生说，这是鞭策。
货架上面，贴着几张七八十年代的宣传画，黄色包装的固体酱油和白色包装的糕干粉早就不再卖了，画着荷花图案的代藕粉如今也升级为了小孩食用的米糊。曾经有德国人提出要用块钱买下这些画，李瑞生不答应，“这是镇店之宝。”
如今，赵府街副食店被媒体打上“京城最后一家国营副食店”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系着领带的男人掏出手机说“李大爷我拍个照，给孩子写作文用”，头发泛白的女士指着桌上的动物饼干问“这个是不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甚至有年轻人跑来店里拍婚纱照。
最近一年，他思虑最多的，是退休的事。马上60了，明年三月就是他这个老职工工作生涯的尾声，“谁来接这个班，谁来传承北京的副食行业的文化？”李瑞生时不时就想想。
新京报记者王双兴
■同题问答
新京报：今年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李瑞生：我是年生人，因为是正式职工嘛，也就意味着年到年是（工作的）最后一年，之后我就退休了，这个是我现在着重考虑的。这个商店是个老商店，从年开始有到现在60多岁了，我这个老职工在这里呆了31年，马上就要退休，谁来接这个班，谁来传承北京的副食行业的文化，是我今年考虑比较多的事情。
新京报：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李瑞生：我这么多年坚持在这个岗位，没有去过北戴河和长城，连紫竹院的门儿冲哪边我都不知道，退休之后我要补上这节课，带着老伴一起去旅游。
新京报：你对国家有什么祝福和祝愿？
李瑞生：这几年中国发展得很快，也很强大，我作为老员工，在十月一日这个节日之际，祝愿国家更强大。我还要再卖一把力气，在退休之前多做贡献。
■对话
我都快60了，老顾客还是叫我“小李子”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家副食店工作？
李瑞生：这个店年就有了，我是年生人，它比我还大三岁。我父亲之前在这里工作，年我被借调了过来，帮忙卖大白菜，后来正好副食组缺人，我就留了下来。到现在30多年了，我也马上就要退休了。
新京报：那时候的国营副食店是什么样的？
李瑞生：当时是计划经济，买东西得分片儿。鼓楼这边的几条胡同的户居民在这儿买，叫商业网点。当时我们的商店有多平米，分成肉类组、蔬菜组、烟酒组好几种，我们“科班出身”的职工有20多个。
新京报：“科班出身”怎么讲？
李瑞生：我们那会上岗前当学徒，有师傅，要学进货、销售、库存这三个环节，得会做账。一箱酒合多少钱一瓶得知道，这个木耳那个咸菜是哪儿产的得知道，顾客问你，不能张口结舌，这样练出来就叫“科班出身”。
新京报：年经济体制改革给赵府街副食店带来怎样的影响？
李瑞生：年放开市场之后，我们单位确实受冲击了，因为不是定点了，居民不是非在这儿买了，菜市场也变多了，胡同里就有人摆摊卖菜。销量开始慢慢地下滑了，一天不如一天，后来就不够开支了，职工下岗的下岗，调走的调走，买断的买断。一百多平的门脸隔出去一大半，租给别人，就留下这四十多平。
新京报：你为什么选择留了下来？
李瑞生：我是一根筋，就想着留下来，好好干，干好了。街坊邻居吃了几十年我店里的东西，没吃够，我就继续卖他们想吃的东西。
后来我师姐退休了，慢慢地职工就剩我自己了，老伴退休之后也过来帮忙。差不多从年左右开始，我和副食店所属的连锁公司签了合同，之后就是自负盈亏。现在年轻人找工作，都是去那大商场，他们招那种最起码收银员、副店长、店长助理，听着肯定比我这售货员好啊。
新京报：这些年店里的商品有什么变化？
李瑞生：我们卖得最多的一直都是酱，黄酱和二八酱（两分芝麻八分花生调出来的混合酱），不过最开始麻酱一斤五毛五，现在一斤十三，翻了20倍左右；黄酱过去一毛六，现在五块钱一斤了，翻了30倍。
墙上宣传画是七八十年代的，上面的东西现在基本都不卖了。玫瑰酒可能悬了，糕干粉、固体酱油没有了，代藕粉啊，现在都换成小孩的米糊了。
新京报：你的工作内容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李瑞生：以前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早班8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晚班下午两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现在就是早8点到晚8点，因为有一个责任心在，自己拿鞭子抽自己，上厕所都跑着去跑着回来。忙的时候站在柜台前吃饭，方便来人了一喊转过头就可以给顾客拿东西。
新京报：不变的是什么？
李瑞生：柜台、货架都是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算账还是用算盘，很少用计算器；台秤和宣传画也是旧的。前几年还有外国人跑来要买我的宣传画，全是宝贝，不能卖。
规矩也是老规矩，“您来了”、“您拿好”，做生意讲究和气，从打一开始就是这样。
很多顾客也没变，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现在大家喊我“李师傅”、“老李”，但是还有老太太喊我“小李子”呢。我长一岁，她也长一岁，她管我叫小李的时候比我大十岁二十岁，现在她80了，还是叫我小李子。
新京报记者王言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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