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1日，我们50名从各校考来的同学来到重点中学北京六十六中，开始了初中的学习。报到那天，一个年轻英俊的男老师坐在体操台的阶梯上接待学生。他身穿花格子衬衫、整洁的西服裤和皮凉鞋，吹得挺括的发型和刮得发青的两腮，显得英姿勃发，严肃中带着几丝和气，他就是我们初一(三)班的班主任朱庆生老师，中国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朱老师当班主任十分负责，他经常在我们上课时从窗外玻璃上趴着向教室里张望，“抽查”我们的课堂纪律，而对于他的本职工作音乐课更加认真投入，在他亲手操持下，改革开放后六十六中的学生金帆乐团才从无到有，享誉国内外。我见过已经70多岁的朱老师骑着电动车从东郊的家往学校跑，一杵几十公里去给乐团上课。说起朱老师与我们班这四年(文革延迟毕业一年多)的交往，更是有许多温暖的故事。
年春，学校组织上八达岭春游，同学们带着妈妈烙的糖饼、枣合页兴冲冲地来到长城脚下，爬山的过程中汗流夹背，水瓶里的水早喝干了。朱老师便买来“北冰洋”汽水分发给我们，那个甘甜透心凉呀。大家伙虽然很渴，但谁也不舍得大口喝，一直回到旅游车上才喝完。这是我平生喝的第一瓶汽水。老师给甜的同时，也曾给过苦。初二那年我得了重感冒，防疫站通报了学校。朱老师对全班说，连良同学得了重感冒都发烧40度了，全班都要吃预防药，得，因为我一个人生病让全班同学都跟着“吃苦”了。
“同学们，瞧瞧，这就是我们每天要端的饭碗，咱们看看它是怎么做成的。”这是朱老师在学工课上的开场白。与我校一墙之隔的北京大华陶瓷厂是我们的学工基地。过去，差不多每月都去上那学工。这里条件艰苦，烘干窑成天点火室内高温、尘土飞扬。我跟着师傅在制坯车床前，先把陶泥揣到模子里，再趁着旋转的石膏模、摁下成型刀、再刷水、修型，一个碗坯就成了，然后进窑烘干，再上釉、画彩再烤制到成品。
现在的大观园公园的前身是宣武区苗圃。有一回，我们去那里植树，负责挖树坑的工作，那阵挖树坑一人包一个，还有尺寸限制，直径一米深八十公分。大家乞斥喳嚓干了起来，快结束时有的同学那还抻着尺子量尺码呢，朱老师过来用铁锹把一横一竖一比划就知道合格不合格了。
离开学校的几十年中我们师生仍保持联系，朱老师只要听到谁生病了，谁搬家了都会前往看望。同学们不管是插队的、工厂的、参军的、出国工作的，也经常结伴到老师家拜访。我们送上水果，老师亲手做顿炸酱面回馈。大家拿老师就当家长，老师拿我们当做孩子，几十年亲情不泯。年，74岁的朱庆生老师因病去世，我们在京的同学都闻讯参加了追悼会为他送行。其亲属都说如此深厚的师生感情真是很少见。
而另一位英语老师黄淑华我也印象深刻。50多年前的英语课就有“舞台剧”了，教我们的黄淑华老师的英语水平非常高，她擅长甩掉书本讲课。常把新单词和语法唤上同学配合模拟表演，全班人差不多都被叫到前边来过。大家共同的体会就是黄老师的课听的轻松、容易懂、记的住。还有一位i教地理的黄思敏老师，讲课丰趣幽默，知识点牢固，他还有一手绝活就是在黑板上信手拈来画中国和世界地图，配合讲课有条有理。
文革前，北京畅销作文选《我和姐姐争冠军》作者的母亲，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何晴霞、是一位语文高级教师。何老师讲课常常采用互动形式来提高学生的理解力。有一回，她读了一个同学的习作，是逮蛐蛐儿的事，这篇文章把逮蛐蛐儿的过程写的非常详细，文章写道，昏暗的路灯下，寂静的小巷中，这蛐蛐儿的叫声仿佛近在咫尺，可又只闻其声不现其身。我像个侦察兵打开手电筒，拎着探针和蛐蛐儿罩子，蹑手蹑脚追着声音源。事后，老师宣布这是出自一个叫王彦惠的女生之手，把大家伙都惊着了。何老师，表扬了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写文章时勤于思考，而且也有一定的文学功底。老师的话让我们很受教益。当年的校园生活也挺有趣，每天傍晚放学后教导主任黄绍先必通过广播，用他那浓厚的山东口音催促静校：“各班老师注意了，有些同学放学以后不走，在教室里“逗妞”(逗留的音)”那时北京人管早恋才叫逗妞儿呢，听的我们这帮顽皮的男孩哈哈大笑……
初中生活过去50多年了，当年教授我们的老师已进耄耋之年，有的也已经去世了。但他们对我们的深厚师恩，我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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