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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合作社对抗宿醉后欲望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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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木村拓周、熊韧凯、老月亮

作者:老月亮

摄影:Hasong

台湾有一条牯岭街,南京有一条牯岭路。

年之前,牯岭路还是一片无人耕种的荒地,它在“首都计划”中被划为高级住宅区,89年之后,牯岭路牵出了一片“民国建筑保护区”,一排六棵的梧桐业已参天,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以陆军将领、水利学家、财政厅长的名字命名。

春天,茂密的蔷薇会涌出黄墙灰瓦,途经的外地人总拿起手机拍照,附文“岁月静好,民国风情,南京最美街道”,再年轻一些的,会说上几句杨德昌。

牯岭路没有发生过什么杀人事件,最近的社会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一名67岁的男人在凌晨离家出走,家人焦急万分,没有后续。

也许不是那一个凌晨,一个叫王海洋的人从草场门大街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断断续续地,独自骑到了牯岭路。

他今年31岁,在一个叫做“野外合作社”的乐队做主唱,夜晚的梧桐叶被灯光映成了黑色,站在牯岭路上,王海洋的脑子里除了侯孝贤和杨德昌,还有一部80年代的台湾电影,电影里有一首《未来的未来》,张大春在那首歌里写道:

三十岁我的职业是自由

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

还有陌生的我在街头游走

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

藏着改变社会的人物

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

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无论从哪一段历史往前追溯,南京都有其辉煌,现代诗和摇滚乐也不例外。不过,在野外合作社成立的年,无论地上地下,他们都离他们很远。

诗歌、摇滚乐和南京上一次被同时提起,还是去年冬天,正午在文章《一个叫吴宇清的男人决定去死》中记录了诗人吴宇清的死亡,同时因为消失而被知晓的,还有九十年代,人们因为诗歌和摇滚乐结缘,聚集在五台山脚下的防空洞和山西路军人俱乐部的往事。

青年吴宇清和朋友们把南京称为“超现实主义之城”,他们辍学、待业、崇尚嬉皮年代,手捧一本加缪或艾伦·金斯堡,里面有后朋克乐队P.K.14,也有诗人韩东、刘立杆,他们的“他们诗派”在现代文学史上划下过一笔,一个叫“暗地病孩子”的网站安放了许多稚嫩的创作者。

这段历史在当下的南京已经无迹可寻,常常出现在别的地域、别的领域。

“暗地病孩子”的创始者童玮亮现在是一个知名投资人,网站不再运营,他也不再写作,唯一从90年代延续至今的,是管理着50多亿的童玮亮依然不买车不买房,坚持坐地铁上下班,有意避开他们曾经嗤之以鼻的中产生活方式,“暗地病孩子”首页上发起过的“携手行动”,他和朋友们仍在捐助西部贫困生。

离开南京20年的P.K.14主唱杨海崧多了一重制作人的身份,进入另一段属于北京的历史:P.K.14与摩登天空签约再解约、杨海崧与CarsickCars、Snapline等“NOBeiJing”一代年轻乐队合作、成立独立厂牌兵马司、现今并入太合。

在朝阳区一个地下排练室与我们聊起那段过去时,杨海崧说,当初需要在一起对抗世界的那一群人,现在都可以独自面对世界了。

昔人已乘黄鹤去,野外合作社这几个留在南京、移居南京的人聚在一起之前,一直在寻找属于他们的“超现实主义”。

野外合作社的鼓手董宇在乐队里算资历最老的,他在千禧年初从贵州到南京上学。

在董宇的记忆中,年是南京地下音乐最丰盛的一年,那时,他们刚刚拥有一个正经的排练房,有人在排练房隔壁又开了一个琴行,全城的乐手都会聚集在那里,董宇在那里认识了一百来号人,但直到三年后离开南京,都没有遇到合适的乐队的栖身。

离开的原因董宇还记得,朋友给自己介绍了一个乐队,约好了时间排练,到了那支乐队楼下时,电话一直打不通,过了很多天,他们告诉董宇,那天不小心睡着了,“我觉得这种人不能在一起玩,真的不能。”董宇说。

后来,南京有了几个新的排练房,更年轻一些的贝斯手康淮钰在厂牌“以太”的排练房上班,经手了几乎全部还在活跃的南京乐队,他和董宇一致认为,南京的独立乐队能产出好的作品,但大部分面临着人际问题。

有一次,汪峰来南京开演唱会,点名请了四个乐手,恰好四个人就两两之间都有矛盾,究其原因,现在南京乐队的组成,大都是以某个人为中心,大家因为钱在一起,钱谈不到位,团队就散了。

在结识现在的野合成员之前,王海洋也加入过不是因为钱在一起的校园乐队“柚子”,但和所有的南京校园乐队一样,柚子先是面临古堡酒吧、61House等演出场地的倒闭和搬迁,而后也因为成员矛盾、乐手毕业等原因解散了。

从柚子乐队到野外合作社,前两年才退出的贝斯手王云龙现在是欧拉艺术中心的店长,在欧拉见到他时,他正忙于应酬当晚包场的私人派对,提起野合,他说自己时间上排不开,就离队了。

很多南京乐队就这样流失了。剩下的乐队里极少存在职业音乐人,大家都过着白天上班,偶尔排练的生活,大部分演出收入来自于走穴。

一些主流音乐人来开演唱会,或是品牌做宣传,总会拉几个南京乐队作陪,“不一定是独立乐队,只要热闹就行,跟过去北京大户人家办堂会一个样”。

跟野合熟识的一个乐队被排在第一个表演,前一天精心排练了15个小时,四首歌排得滚瓜烂熟,怎么串场、活跃气氛都准备好了,最后一次排练结束的时候,接到对方一个电话,时长调整了,只能演一首歌,“气死了能怎么办呢?人家已经给口饭吃了”。

这是一个叙事的年代,而非抒情的,野外合作社明显不属于叙事的那一卦。

王海洋和吉他手刘遥相识于年,柚子乐队解散之后,王海洋有一两年时间都呆在北京,几经挣扎,他还是决定回南京做乐队,刘遥正好在豆瓣上看到他的招募帖。

王海洋的词,刘遥的吉他,诗歌和音乐维系着他们的默契。刘遥第一次感受到诗歌的力量是18岁,他在先锋书店读到了北岛的一句“万岁!我只他妈的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

后来,王海洋在《将至》中采样了《回答》的朗诵,也会埋个彩蛋,化用北岛的诗,对王海洋,刘遥带着一种欣赏和赞同,他说,王海洋总是不紧不慢、莫名其妙地就搞出一个神奇的demo,“那是梦境中的声音,是一种人类意识最深层的声音,是上帝的手,作为艺术家,我是能感同身受的”,对话的全程,刘遥不经意地提到了五六次“艺术家”。

野外合作社现在的成员配置像《西游记》里的一行人,王海洋是沉默的微笑的唐僧,刘遥是张牙舞爪、有点绝活的孙悟空,康淮钰能说会道,董宇憨厚靠谱,不过,他们的矛盾并不常出现于王海洋和刘遥之间,而是取经路上遇到的,诸如贫穷、名利这样的妖魔鬼怪。

采访中,他们的第一次争辩发生在刘遥说自己天天研究彩票的时候。刘遥笑着告诉我们,他现在穷困潦倒,过着东食西宿的生活,他研究了历史上近个数据,“就像一枚硬币,投前五次都是正面,第六次你会下正面还是反面?”

一旁的董宇给他泼冷水:我一个朋友就是玩彩票,输了好几万块钱,“那是因为他没天赋,没方法”刘遥回击。

话题越跑越远,直到王海洋搬出了普朗克运动,我才忍不住打断了他们的生财之道大讨论,大家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冲我们笑笑:你看我们现在聊天都在聊什么,不是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

我问起刘遥脚上蹬的一双旧军鞋,他告诉我,是在龙蟠路附近的地摊上买的,16块一双,刘遥不记得这双鞋穿了有多久,还是康淮钰提醒他:你去年就一直穿的这双了。

第二次争辩是因为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野外合作社在经纪人陶傲慢的提议下报名了第二季,他们的票数不低,拿到了全网第一,说起这个事,王海洋说,他有一次跟李志聊天,李志告诉他,做什么事情之前,先把自己的底线想好,如果你能接受,那底线之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接受,他不介意遵守规则。

“现在想好底线是什么了吗?”

“我们的底线还挺低的”,大家哄笑了一阵,有人说不唱广告歌,有人说要在创作上占主导权,康淮钰说起了独立音乐市场的不健康,和行业本身产出的商业价值问题,他说,最理想的环境就是大家能靠作品本身挣钱,每种音乐类型都有自己的市场,他们能够有一点话语权,“把劣币驱逐出去”。

刘遥一直沉默不语。在上一次提到“艺术家”的时候,他情绪有一些波动,“艺术家就是总想表达,总有原始纯粹的创作冲动,不会被其他事情干扰创作,不带商业目的的作品才是艺术品。”

王海洋注意到了刘遥的低落,看着刘遥说:“我们不是贵族,贵族什么都可以不接受,也没必要接受,对吧?捧着金饭碗的人可以不高兴,我们是从无到有。刘遥希望自己能够全职做乐队,做艺术,有比较好的生活,现在不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就很难改变什么。”

王海洋捧着手里的咖啡,说起人和人的差距,和他们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就像你想喝一杯好喝的咖啡,但你每天就只能喝星巴克,你怎么办?”

“我觉得喝星巴克挺好的。”刘遥又反击。

至少在歌词里,王海洋和刘遥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复活》里写:我当然不屑于一小块方糖放入咖啡的智慧,哪怕是跃入健身房那些轻盈的脚步,我也毫不羡慕。

咖啡、健身房,象征着贵族和精英,王海洋认为自己当然不是精英,从出身到精神上都不是,但他知道,“他们早就想成为精英”。

王海洋出生在北京太阳山脚下的第一块平原上,因为父亲在煤矿工作,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矿区社区长大,那里自带学校、剧院、公园,去河边抓抓鱼、玩一玩洋画片、玻璃球,是王海洋的童年。

“说不上开心不开心吧,除了学习就是玩”,说着,他指了指墙上的挂钟,“我到现在对下午五点都特别敏感,那是我爸下班的时间,如果我在那之前没有回家,他就会去找我,找到了就噼里啪啦一顿揍”。

在这样的管教下,王海洋中考以年级第二的名次考进了北京市重点中学。

下午五点的魔咒刚刚消失,既是叛逆期,也是第一次知道“差距”,他发现班里的同学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听“美国之音”,而他对英文一窍不通,别人不听课也照样比他考得好,唯一和城里同学相通的地方是音乐,他因为唱歌不跑调跟大家打成了一片。

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摇滚乐还是流行的,王海洋从小在家里的磁带里翻出涅槃、平克·弗洛伊德,小学六年级同学就开始组乐队的,初三的时候他已经听过刺猬、青蛙、新裤子,到高中开始买附赠光盘的杂志《我爱摇滚乐》时,他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做音乐。

背着一把电吉他进入南京的大学时,王海洋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和自信:在能够更早更近接触到摇滚乐的北京长大,他的音乐储备高于南京的同龄人,宿舍的人见他第一面就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组建乐队、跑livehouse,柚子乐队玩的是朋克,歌词轻盈又愤怒,专属于年轻人那种。王海洋不算是叛逆,直到毕业后一年,会计专业的他仍保有一种“职业荣誉感”。

那种被他形容为“荣誉感”的东西,细究起来,是大学时老师所说的行业前景,也是父母眼里的正经事。

王海洋考过公务员,看了大半年书,一翻开招生简章,发现里面全部都要硕士,只有一两个地方招本科生,只有一个名额,“你们也知道,只有一两个名额的话,肯定是去不了的”,他说。

后来,王海洋回北京的一个药厂当会计,每天审发票,最开心的事是中午吃办公室楼下的老家肉饼,或者走两步,有个炸酱面也特别好吃。下班回家已经不早了,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干,周六日还得听爸妈的,帮忙照看亲戚家的小孩儿。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王海洋亲耳听见药厂把过期药物换上新标签继续售卖,才结束。“你他妈的过期了还要贴,这不是不把人当人吗?”七八年后再提起这件事,他还是很生气。

从前觉得触手可及的一切,被触手可及的天花板隔绝了,王海洋回到了南京。

“欲壑难填”,这是他形容自己在南京的状态,那种欲望是心中的愤懑、想要释放火焰的冲动,同时也是最不艺术家的,作家王朔说的,想要“挣钱给傻逼看”的功利心。

“放心吧爸爸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把你的钱还上连同你为我感到的羞耻一起还上”,王海洋告诉他的父亲,这段歌词是电影《楚门的世界》里的情节,正当我们疑惑电影里哪里有这个片段时,他说了一句:我没有欠他的钱,我就是他养大的。

父母对他的评价标准从来没有变过:“挣钱了吗?出名了吗?”

王海洋还没有做到,父母已经60多了。这样的压力在日常生活中首先是内疚感,作为子女远游的愧疚,传统社群中,父母独自承受闲言碎语的愧疚,然后是需要王海洋去博弈的功利心,想要出人头地,做出什么来的欲望一直驱使他前进,也折磨着他渴望纯粹的心:

“这种动机是不健康的,它让我看待一个事情,要么妄自尊大,要么妄自菲薄,很少接纳所有的事,总觉得别人欠我的,而且,创作理应是单纯的,不是吗?”

这样的“不健康”有时在生活里也会显露出来,最近一次让王海洋生气的事发生在骑行中,他因为逆行被交警拦下来罚了20块钱,王海洋认为这不合理,自行车行驶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交通法则,这样的纠察总是不定时出现,而且在他的受教育过程中,并没有被普及到相关知识。

“就像一个乡野村民,一个老太太,她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50年,都没有见过红绿灯,突然家门口竖了一个红绿灯,你让她不去闯,怎么可能呢?”

从乡村走到城市,脱离了父辈之后,王海洋对上一代人施加的传统压力是抗拒的,但另一方面,在不由分说就被罚了20块钱时,他仿佛真的是个不被规则接纳、也不接纳规则的“乡野村民”,对小市民被公认的无知和自私抱以共情和理解。

30岁那年,王海洋做出了专辑《台风》,里面一直重复的,是活在别人的嘴里的无奈,对自由和铁腕的思考,他的表达少有宏大的、政治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在不放弃审视的权利时,在无法改变什么时,先解决掉自己,就像《暖层》的最后一句:对抗宿醉后欲望的回归,对抗上不紧发条的胸口。

最后驱使王海洋的仍然是恐惧,恐惧不被理解,恐惧不被认可,恐惧还没有做出一些什么,就变成了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就像对李志,现在人们对他没有了年轻时的向往,只有尊敬”。

南京珠江路,厂牌“以太”免费提供的一个月租元的地下车库里,野外合作社在为专场排练,他们想把实验音乐剧的概念带入演出,在平地里罩起一阵台风。

王海洋脚下的手机一直亮了暗,暗了亮,亮起第八次时,他不得不叫停其他人,跑出去接电话。是他工作的音乐学校的店长打来的,急事。

接受采访、排练完毕、跟艺术家商讨完演出的装置已经是凌晨三点,明天八点半还得上班,这是他的日常,也是南京非专职乐手的日常(事实上,南京的专职乐手并不多)。要找回创作和歌唱的状态,王海洋通常要缓很久,“枯坐”,就像歌词里写的。最近几年,他感到唯一感到自由的时刻,是做完《台风》的那一刹那。

王海洋也有自己的“超现实主义之城”,他沉迷于诗人陈东东的精巧,金斯堡的叛逆,也会担心海子太过于限于自我的境地,他的诗人朋友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在供电局、体育学院、报纸供职,他们会交换各自写的诗,更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谈论别人的诗。

如何形容一个诗人的归属感呢?“就像齐泽克说的,共产主义的小众形式,我们三个人在这一瞬间,成为一个诗歌的王国。”王海洋说。

南京,秋天,王海洋还在骑行,这个异乡催化他的痛苦,又馈以他梧桐和桂花。他还没有放弃审视,甚至是对抗,即使需要对抗的那个,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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