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了本届茅盾文学奖名单,共有5部作品上榜,按得票多少顺序分别是:《人世间》(梁晓声)、《牵风记》(徐怀中)、《北上》(徐则臣)、《主角》(陈彦)和《应物兄》(李洱)。五位获奖作家都和夜光杯有着颇深的渊源,这些年来他们为夜光杯写下许多好文章,我们从中撷取五篇以飨读者。
阳春面
梁晓声
早年的五角场杂货店旁,还有一家小饭馆,确切地说:是一家小面馆。卖面、馄饨、包子。
顾客用餐之地,不足40平方米。“馆”这个字,据说起源于南方。又据说,北方也用,是从南方学来的——如照相馆、武馆。但于吃、住两方面而言,似乎北方反而用得比南方更多些。在早年的北方,什么饭馆什么旅馆这样的招牌比比皆是。意味着比店是小一些,比“铺”却还是大一些的所在。我谓其“饭馆”,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说法。在记忆中,它的牌匾上似乎写的是“五角场面食店”。那里九点钟以前也卖豆浆和油条,然复旦的学子们,大约很少有谁九点钟以前踏入过它的门坎。因为有门有窗,它反而不如杂货店里敞亮。栅板一下,那是多么豁然!而它的门没玻璃。故门一关,只有半堵墙上的两扇窗还能透入一些阳光也只不过接近中午的时候。两点以后,店里便又幽暗下来。是以,它的门经常敞开……
它的服务对象显然是底层大众可当年的底层大众。几乎每一分钱都算计着花。但凡能赶回家去吃饭,便不太肯将钱花在饭店里,不管那店所挣的利润其实有多么薄。
店里一向冷冷清清。
我进去过两次。第一次,吃了两碗面;第二次,一碗。
第一次是因为我一大早空腹赶医院去验血。按要求,前一天晚上吃得少又清淡。没耐心等公共汽车,便往回走。至五角场,简直可以说饥肠辘辘了,然而才十点来钟。回到学校,仍要挨过一个多小时方能吃上顿饭;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店里。
我是那时候出现在店里的唯一顾客。
服务员是一位我应该叫大嫂的女子,她很诧异于我的出现。我言明原因,她说也只能为我做一碗“阳春面”。
她说有两种价格的——一种8分一碗,只放雪菜。另一种1角2分一碗,加肉末儿。
我毫不犹豫地说就来8分一碗的吧。
依我想来,仅因一点儿肉末的有无,多花半碗面的钱,太奢侈。
她又说:雪菜也有两种。一种是熟雪菜,以叶为主;一种是盐拌的生雪菜,以茎为主。前者有腌制的滋味,后者脆口,问我喜欢吃哪种。
我口重,要了前者。并没坐下,站在灶间的窗口旁,看着她为我做一碗“阳春面”。
我成了复旦学子以后,才知道上海人将一种面条叫“阳春面”。为什么叫“阳春面”,至今也不清楚,却欣赏那一种叫法。正如我并不嗜酒,却欣赏某些酒名。最欣赏的酒名是“竹叶青”,尽管它算不上高级的酒。“阳春面”和“竹叶青”一样不乏诗意呢。一比,我们北方人爱吃的炸酱面,岂不太过直白了?
那我该叫大嫂的女子,片刻为我煮熟一碗面,再在另一锅清水里焯一遍。这样,捞在碗里的面条看去格外白皙。另一锅的清水,也是专为我那一碗面烧开的。之后,才往碗里兑了汤加了雪菜。那汤,也很清。
当年,面粉在我国价格几乎一致。一斤普通面粉1角8分钱;一斤精白面粉2角4分钱;一斤上好挂面也不过4角几分钱。而一碗“阳春面”,只一两,却8分。而8分钱,在上海的早市上,当年能买二斤鸡毛菜……
也许我记得不确,那毕竟是一个不少人辛辛苦苦上一个月的班才挣二十几元的年代。这是许多底层的人们往往舍不得花8分钱进入一个不起眼的小面食店吃一碗“阳春面”的原因。我是一名拮据学子,花起钱来,也不得不分分盘算。
在她为我煮面时,我问了她几句: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24元,她每天自己带糙米饭和下饭菜。她如果吃店里的一碗面条,也是要付钱的。倘偷偷摸摸,将被视为和贪污行为一样可耻。
转眼间我已将面条吃得精光,汤也喝得精光,连道好吃。
她伏在窗口,看着我笑笑,竟说:“是吗?我在店里工作几年了,还没吃过一碗店里的面。”
我也不禁注目着她,腹空依旧,脱口说出一句话是:“再来一碗……”
她的身影就从窗口消失了。
我立刻又说:“不了,太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一会儿就好。”——窗口里传出她温软的话语。
那第二碗面,我吃得从容了些,越发觉出面条的筋道,和汤味的鲜淳。我那么说,她就笑了,说那汤,只不过是少许的鸡汤加入大量的水,再放几只海蛤煮煮……
回到复旦我没吃午饭,尽管还是吃得下的。一顿午饭竟花两份钱,自忖未免大手大脚。我的大学生活是寒酸的。
毕业前,我最后一次去五角场,又在那面食店吃了一碗“阳春面”。已不复由于饿,而是特意与上海作别。那时我已知晓,五角场当年其实是一个镇,名份上隶属于上海罢了。那碗“阳春面”,便吃出依依不舍来。毕竟,五角场是我在复旦时最常去的地方。那汤,也觉更其鲜淳了。
那大嫂居然认出了我。
她说,她长了4元工资,每月挣28元了。
她脸上那知足的笑,给我留下极深极深的记忆……
面食店的大嫂也罢,那几位丈夫在城里做“长期临时工”的农家女子也罢;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上海底层人的一种“任凭的本分”。即无论时代这样或者那样,他们和她们,都可能淡定地守望着自己的生活。那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某种民间哲学。
也许,以今人的眼看来,会曰之为“愚”。
而我,内心却保持着长久的敬意,依我看来,民间之原则有无,怎样,亦决定,甚而更决定一个国家的性情。
是的,我认为国家也是有性情的……
(年7月5日)
梨花盛开的季节
徐怀中
荆风不是农家子弟出身的红小鬼、小八路,他属于部队里知识型的少年才俊。15岁在江西上犹《凯报》发表散文作品,18岁创办“牧野文艺社”,19岁任“南昌晚报”记者、副刊编辑,开始养家糊口,也开始在显露他一身的文墨锋芒了。
年6月21日,荆风踊跃从军,在人民解放军诞生地南昌古城,进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行列。即刻背起背包随大军南下,穿插于浙、赣、闽、粤诸省,踏平广西十万大山,沿滇、桂、黔边地实施战略大迂回,不使国民党军队逃出境外。历经“八千里路云和月”,于年2月20日随陈赓将军进入昆明市。从此,彭荆风便在西南边陲的这一座高原春城永久定居下来,直至他驾鹤西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流传一段佳话,那就是云南部队作家群的崛起。的确,在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冯牧同志的组织领导与精心培育下,一支文学劲旅崭露头脚,全国各大报纸杂志连续在发表他们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电影院里也在播映他们编剧的故事片、歌舞片,大有所向披靡不可阻挡之势。冯牧军团麾下的主力阵容约二十人,除两三个人之外,绝大部分便是如彭荆风一样在南昌参军的一批青年学子了。
回眸之间,不觉已经跨越了世纪门槛。云南部队作家群超过半数战友先行一步,离我们而去。其余也多因种种原因转业到地方工作岗上去了。只有荆风一人,始终没有脱去他的一身军服,从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职务上离休下来,作为一位老军人,仍一如既往,照常下部队跑边防,照常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照常关上窗帘拧亮了台灯,不分日夜伏案写作。记不清穿破了多少双军用胶底鞋,他以自己脚步反复丈量过三迤大地。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梅里雪山,以及滇东北乌蒙山系的峰峦垭口,无不记录了他内心深深的震撼,记录了他无尽的遐想。那高天流云,浓雾飞瀑,连同各民族质朴的语言与歌声,古老而又富于神秘色彩的多种民风习俗,无不注到这位军人作家的笔端,字里行间闪放出了清奇明丽的光采。
也正是云之南的群山万仞,正是澜沧江从绝壁峡谷间夺路而去的滚滚湍流,赋予彭荆风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人生姿态。他超越常人的坚强意志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年他获得“平反”回到军区,我即刻赶去看望他。虽然正式恢复了文化部创作员职务,工作和生活并未步入正常。招待所临时分给他一间小屋,是他的卧室兼作书房,床铺旁边挂起一块白布,白布那边是女儿彭鸽子的居所。支起一个炉灶,由女儿为他做饭,全权照管家事,保障父亲专心致志地“爬格子”。
正赶上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黄伊来访,受到彭荆风父女热情接待。鸽子用的一个大纸箱作餐桌,先摆了四碟下酒的小菜,荆风一边与这位老朋友对饮,一边在讲述他未来的写作规划。客人自是欢喜不尽的样子,取得一份小说集或是散文集出版合同,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了。主人面颊开始稍稍发红,兴致正高,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一篇又一篇新作的预想效果。从一旁观察,令我不胜感慨。荆风前后两次蒙冤,刚刚结束了超过十年以上非正常的泥泞生活,来不及稍作养息休整,便立即踏上他新的文学旅程。他被迫耽误的时间太多太多了,已是年近半百,人生的紧迫感油然而生。他挥手之间,摆脱了内心的累累伤痕,急于要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要去采撷边疆社会进步的诗请画意。
作为昆明军区文化部创作室的同建制战友,我与荆风总是彼此